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曾成杰

三馆房地产开发的吉首市人民广场 IC 图

 

　　■ 都市时报记者 谢寅宗 发自湖南

　　在被父亲说了18年“你还小，读好你的书就是了”的曾贤，等到了能向父亲证明自己已经长大、能承担责任时，却有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证明了。

　　他的父亲——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湘西吉首三馆房地产联合开发有限公司、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裁曾成杰已被地方法院两次判处死刑，目前已进入死刑复核阶段。

　　命悬一线的曾成杰，祸起三馆公司向社会公众集资而卷入非法集资系列案。这起涉案金额高达168亿元的非法集资系列案是继吴英案后，又一次被广泛关注的民间融资是非。

　　市领导妻子参与的“三馆项目”

　　连公司都没有的曾成杰并不具备开发资质，但是他和当时一位市领导的妻子范吉湘商议决定，共同争取“三馆项目”。

　　武陵东路9号，对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路牌号。

　　这里，不单是吉首市老城区核心商圈。同时，伫立在武陵东路9号的湘西财信商贸中心还记录着一段吉首全民融资的往事。

　　在2010年2月2日之前，这里并不叫财信商贸中心，它的名字是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吉首商贸大世界项目”，又称“三馆开发项目”。

　　“三馆项目”出现的同时，亦是湖南省新邵县人曾成杰在湘西首府声名鹊起之时。

　　生于1958年的曾成杰，原本只是新邵县酿溪镇一个普通农民，因家庭条件不好，高中毕业后曾成杰便在家务农。此后又遇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发展副业不需再向生产队请示、交钱。外部条件的改善，让有创业心的曾成杰当即行动起来，他与村上几个村民合伙成立了一个建筑队，曾成杰任包工头。

　　经过几年闯荡后，将近而立之年的曾成杰在1986年带着50多位老乡走进湘西吉首发展，他依旧还是做着包工头。在1987年上半年完成在吉首的第一个项目——吉首人民武装部一栋民兵训练基地楼房工程后，曾成杰在吉首建筑行业获得了自己的一份筹码。

　　而后，诚信和质量在为曾成杰引来多个项目的同时，也让曾成杰在吉首小有名气。

　　2003年，曾成杰迎来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当年6月，湘西州州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把州图书馆、体育馆、群众艺术馆、电力宾馆、文化娱乐城、生资公司、东方红市场以及部分民房全部拆迁开发，提高吉首旧城改造的水平。这简称“三馆项目”。

　　规划用地62亩、开发建设总面积10余万平方米的“三馆项目”，总投资3亿元人民币，是湘西州政府、吉首市政府旧城改造最大的重点项目，亦是吉首市29个重点房地产开发项目之首，并被列入湘西州建州50周年重点献礼项目。“三馆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如此重大的项目公开招标，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湘西州政府和吉首市政府对竞标企业资格进行“三比”审查：一比项目整体规划方案，看谁的设计方案做得好；二比资金实力，看谁的资金实力及资金组织能力强，当时打入政府政务中心账户上的投标保证金起码就要4000万元；三比开发商与其开发区域内的拆迁单位的关系协调情况，并必须达成意向性协议。

　　在机遇面前，已经在房地产领域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曾成杰决定试试。

　　连公司都没有的曾成杰并不具备开发资质，是他和当时一位市领导的妻子范吉湘商议决定，共同争取了“三馆项目”。2003年8月28日，两人向银行贷款4000万元达到竞标首个条件后，成为最后的三家竞标企业之一，另两家为吉首市光彩房地产开发公司和湖南湘西荣昌集团。为了争取“三馆项目”，曾成杰还曾找到时任湘西州州长杜崇烟的弟弟杜崇旺，许以利益回报寻求帮助。

　　对于这样一个大项目，也曾有人以“工程风险大”劝曾成杰放弃。曾任三馆公司总经理的孙国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初我们认为（“三馆项目”）拆迁难度、资金周转难度都很大，觉得他（曾成杰）的想法是天方夜谭。”

　　最终，曾成杰和范吉湘在竞争中胜出。

　　根据湘西州、吉首市政府在竞标前“‘三馆项目’成立新的房产联合开发公司共同开发”的要求，2004年1月8日，湘西吉首三馆房地产联合开发有限公司成立，曾成杰和范吉湘分别担任董事长、总经理。

　　不发达地区的“融资突围”

　　湘西走高息民间融资之路，其实是被现实所逼的无奈之举。而曾成杰，成了其中之一。

　　极力争取到“三馆项目”后，曾成杰原本是打算通过银行贷款来完成项目建设，但他最终未能实现。一个说法是，曾成杰失败的根源在于朱建华的诋毁。朱建华和曾成杰结怨，源起一个培训楼工程建设，彼时朱建华是工程的发包人，而曾成杰是承包人。

　　按照合同约定，曾成杰预先垫付工程款，完工后朱建华一次性结算，但当工程完工后，朱建华不仅不支付工程款，反以工程质量有问题为由对曾成杰进行起诉。但朱建华败诉而归，由于拿不出钱，朱建华的房屋被法院强制执行抵给曾成杰。而后，朱建华的妻子遭人泼硫酸，曾成杰成了最大的怀疑对象，并因此入狱4年。最终，法院判决曾成杰无罪，但朱建华并未就此罢手。

　　在曾成杰拿下“三馆项目”后，朱建华开始向中办、国办、中纪委等中央部门，以及湖南省级、湘西州各行政部门邮寄告发材料，述说曾成杰以及三馆公司的各种不是。迫于朱建华的造谣、诽谤，曾成杰再一次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朱建华赔偿1元钱，但要立即停止侵权，并在省级报刊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最终，曾成杰赢得官司。

　　但朱建华发布的诸多告发材料还是起了作用，曾成杰的工程项目贷款无法获得银行审批。由于“三馆项

　　目”的特殊性，曾成杰不得不走上民间融资这条路维持工程建设正常进行。曾成杰之所以能进行民间融资，另一个因素则是吉首业已成形的民间融资市场。用当地人的话说，这里曾经是全民融资，几乎找不到不参与融资的家庭。

　　吉首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鲁明勇曾撰文分析说，吉首发展慢，最大的瓶颈是资金问题。资金难主要是因国家在区域发展过程中采用“不平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其次才是中西部地区。在湖南，更是先保证长株潭地区的发展，湘西成为后考虑地区。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不可能给湘西更多的投资。同时，按中国银行的管理体制，各商业银行设在湘西的机构，由于业务量小，机构级别低，大额贷款无权审批。上一级机构按业务分配贷款额度时，配给湘西的额度远远满足不了湘西发展需要。但是，要加快湘西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没有大量的资金绝对不行。在“银行贷不到款、外面没人来投资、政府又拿不出钱”的情况下，湘西要发展只能利用民间融资。民间融资的特点就是高息。

　　鲁明勇说，湘西走高息民间融资之路，其实是被现实所逼的无奈之举。而曾成杰成了其中之一。

　　政府默许下的“合法化”

　　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民间融资“合法化”成为湘西地区民众的普遍心理。机关干部、政府机构亦将资金投向融资企业。

　　湘西的民间融资可以用“疯狂”去形容，其月利率从最初相对合理的1分、2分，突增至3分、4分不等，最高时候曾达到1角2分。如此明目张胆民间融资，那么当地的银监部门、政府干什么去了？可查到的资料显示，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曾在2005年对湘西民间融资现状进行分析与探讨，而当地政府部门则对民间融资采取积极支持态度。

　　鲁明勇在文章中写道，政府对湘西民间高息融资态度陷于“两难”境地，州、市政府不仅知道，而且还在掌控高息融资，上级政府包括上级审计部门都十分清楚湘西民间高息融资，湘西民间融资并非偷偷摸摸的。

　　同时，根据曾成杰辩护律师王少光提供的资料显示，2000年湘西州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调动民间投资和企业创业的积极性”为当年全州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项措施。2001年，湘西州政府明确自治州“十五”规划六大筹资渠道之一为：“要进一步激活民间投资，引导社会资金参与重点建设。”其后三年，湘西州政府工作报告连续提出的政府重要工作都包括民间融资。比如2002年湘西州政府《计划草案报告》提出“千方百计启动民间资金”、2003年湘西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拓宽融资渠道、激活民间投资”。

　　作为湘西州首府所在地，吉首市政府对民间融资的态度亦是积极鼓励。2001年吉首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时任市委书记在会上明确提出“积极探索投资多元化的路子，鼓励、引导、激活社会投资和民间投资”……

　　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民间融资“合法化”成为湘西地区民众的普遍心理。机关干部、政府机构亦将资金投向融资企业。

　　后续乏力的融资危机

　　群众受高息引诱，失去理性，不断地从利率低的企业提取本息转投高利率企业。结果造成利率低的企业资金链条面临断裂，利率高的企业负担更加沉重。

　　2008年5月3日，鲁明勇撰文对当时融资的发展方向及特点进行分析时认为，高息化越演越烈，融资公司相互竞争、抬高利息，这种趋势将会使融资陷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鲁明勇的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2008年6月，湘西州委、州政府在党政机关内部下发严禁公务员参与融资的文件，这被公务员们视为最后通牒和真正整治高息集资的信号，参与集资的公务员纷纷想各种办法撤离资金。

　　对此，鲁明勇分析说，公务员队伍的撤资，导致吉首进行民间融资的企业渐感后续资金来源不足。

　　民间融资总供给额度下降的时候，企业为了保证资金链条不断，抬高月利率成了获取资金投入的不二法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导致月利率一再抬高，达到1角、1角2左右。鉴于此种情况，鲁明勇分析认为，吉首的危机将马上来临。鲁明勇的担忧湘西州政府其实也注意到了，州政府还试图通过吉首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主席张昌政等传达调控月利率意图。为此，张昌政曾多次召集融资企业老总们开会，协商稳定融资利息，试图逐步化解风险，实现危机“软着陆”。但实际的效果却成为“每次开会反而成为涨高利息的信号，开一次会便涨一次利息”。

　　尔后，吉首市成立了以张昌政为会长的吉首地区房地产行业商会，试图让融资企业协商降息，但降息依旧只是始终达不到的个美好愿望。

　　2008年7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湘西州中心支行发布《2008年上半年湘西州经济金融形势分析》指出：“民间借贷的非理性扩张，特别是部分企业高息集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显现，对社会稳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高息融资一旦经营出现问题，或者信用丧失，就会引发道德风险。”

　　2008年8月15日，一场集资大会在吉首市民族影剧院召开。

　　会上，有企业采用“利息降为3分、到期本金顺延三个月”的措施。

　　2008年8月19日晚，吉首电视台发布以房地产商会名义发出的《公告》。公告最核心的内容是：“要求各家企业从当日起到2009年3月止，将月息降到3分以内，以降低负债，平稳着陆。”而后，各家融资公司也顺势推出降息措施，在8月15日到23日间，三馆、福大、荣昌、福诞等公司均宣布依照政府规定和商会政策，月息降为3分，利息照付，本金延期3个月支付。

　　“延期三个月支付本金。”让投资者一下子感到危机的来临，尤其是当有投资者本金已经到期无法取出，却发现这些天仍有人能全额取走本息之后，集资者便既担心企业老板卷款潜逃，又担心公司资金被别人取空，自己血本无归，于是便日夜滞留在各家集资公司门前，州政府门前也每天都有老百姓请愿。

　　在湘西存在多年的民间融资就此面临崩盘。

　　民间融资正式

　　被定义为“非法集资”

　　虽然当地政府多方努力亡羊补牢，但终究没能抵挡住危机的到来。

　　2008年9月3日，融资企业福大房产终于出事。当天下午，福大房产的一位民间投资者到公司要求领取本金，此前，坊间已传出福大公司原老总吴国军已卷款潜逃，改为其弟弟吴国强任老总。

　　这位投资者在找到吴国强后，双方因为领取本金的事发生肢体冲突。投资者被打的消息在传出福大公司后，在吉首掀起轩然大波。于是，投资者们带着吴国强进入政府机关讨说法。9月4日，由于对政府官员的答复不满意，投资者们封堵湘西州政府，而后演变为阻断铁路，最终酿成震惊全国的骚乱事件。民间投资者的骚乱让民间融资从过去的宠儿瞬息变成一个罪人。骚乱事件发生后，吉首市政府发布《关于依法整治民间融资维护社会稳定的通告》。

　　9月7日，吉首市政府再次发布《关于对非法集资活动依法进行清理整治的通告》。从此，曾经风光无限的民间融资正式被定义为“非法集资”。

　　2008年10月2日晚上，“非法集资”清算的板子开始朝企业负责人打去。这天晚上，22家融资企业老总被召集到吉首市政府常务会议室开会，会后，他们全部被送到湘西警官学校。次日，他们收到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签发的监视居住证。作为融资企业三馆公司的董事长，曾成杰自然也是其中之一。11月11日，曾成杰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事拘留。12月18日，因涉嫌集资诈骗的曾成杰被逮捕。

　　2011年5月20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曾成杰作出一审判决认为，曾成杰等人集资诈骗金额为82983.67万元，造成集资户经济损失达到6.2亿元。据此，法院判决曾成杰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判决后，对判决结果不服曾成杰提出上诉。2011年12月26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决定驳回曾成杰的上诉请求，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